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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靡世界的中国彩瓷
公元1717年，600名全副武装的萨克森近卫骑兵在德国城市德累斯顿集结完毕，奉命前往普鲁士，这一次出发，他们不是去执行作战任务。他们是神圣罗马帝国用以换取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收藏的百余件中国青花瓷的交换物！
这个用兵团换青花的外交故事一直被喜爱青花瓷的人们津津乐道。早在元代，青花瓷就已销往世界各地，日本、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印度、埃及等国都出土有元青花，青花瓷大量流入欧洲起始于十六世纪的“大航海时代”。西欧人探索远洋的最初动力来自东方的黄金，瓷器也是他们最渴望得到的商品之一。
青花瓷成熟于元代、盛行于明清，是一款典型的釉下彩瓷，那白地蓝花泛着玻璃光泽，清脆淡雅，让世人倾慕不已。在青花瓷风靡欧KPM Berlin洲之前，还有一款彩瓷也曾风靡一时，那就是“大唐造＊长沙窑”彩瓷。
长沙窑彩瓷的鼎盛时期在公元9世纪，比青花瓷盛行的年代要早约六百年。公元9世纪是东西方海上陶瓷贸易的第一个高峰期，长沙窑与越窑、邢窑被誉为当时外销瓷的三驾马车，长沙窑是其中最活跃的弄潮儿，在亚非大陆二十多国家和地区都发现，分布范围之广让人惊叹，六百年后郑和下西洋也没有超出这个范围。
朝鲜出土的一件褐斑贴花壶上赫然写着“郑家小口天下第一”，另一件壶上写着“卞家小口天下有名”，黑石号沉船上有一个褐斑碗，里面写着“湖南道草市石渚盂子有明樊家记”。长沙窑彩瓷在伊斯兰地区也受到追捧，在波斯湾沿岸，这种彩瓷的出土地点十分密集。十一世纪的伊斯兰作家塔利比这样评价中国瓷器：“有名的中国瓷器是些透明的器皿，能制煮食的罐、煎食的锅，也能做盛食的碗。以杏色的为上，胎薄、色净、声脆；奶白色次之。”据考证，所谓杏色瓷器指的就是长沙窑那种面若杏黄的青釉彩瓷。
长沙窑、青花瓷，这两款相隔数百年的彩瓷，从工艺技术上来说，他们是情人？忘年交？抑或是果真有继承关系的祖与孙？
釉下彩与青花瓷的起源问题
最早讨论长沙窑彩瓷与青花瓷关系的是故宫博物院冯先铭先生。
上世纪五十年代，文物工作者在长沙近郊的唐代墓葬中清理出土了不少青釉带彩的瓷器， 随后，湖南省文管会在铜官镇的瓦渣坪找到了这类彩瓷窑址，这一消息立刻引起了故宫博物院陶瓷研究专家的重视。参与调查的冯先铭先生对长沙窑彩瓷给予了极高评价，认为长沙窑彩瓷的装饰方法超出了当时的一般规律，突破了传统的单色釉。冯先生提出了两个重要论点：
1、所有褐绿彩都是釉下彩。有釉下褐色斑点、釉下褐绿色斑点、釉下绿彩（包括白釉绿彩）、釉下褐绿彩绘四种主要装饰。
2、部分绿彩用料为钴，部分发蓝的釉下绿彩瓷器“无论是从原料或是烧制工序说，都可以看成是青花瓷器的鼻祖”。同时，冯先生也明确指出他的这个看法“是仅依据一般金属的化学变化来推断的”，“问题的解决还需要经过化验分析来得出结论。”
可惜冯先生所期待的化验分析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才得以实现。
1986年，张福康先生用科技手段检测了长沙窑彩瓷，他在《长沙窑彩瓷的研究》一文中对五十余片长沙窑样品进行了全面检查，重点研究了长沙窑釉彩断面上的着色浓度分布，并和历代典型釉下彩进行了对比。结果表明，长沙窑彩瓷和历代典型釉下彩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别：
长沙窑彩瓷着彩区的胎釉中间层上，看不到任何残留色料颗粒，即使生烧残器也是如此。初少数精笔描绘成的彩绘瓷以外，在彩饰区断面的上部看不到有透明釉层，而且着色剂的浓度分布，在胎釉中间层处最弱，釉面处最强，中间呈逐步变化的过渡状态。电子探针扫描显示，褐绿彩着色元素铁和铜的浓度峰值，都在不胎的表面，而在釉的表面。对于这些显著的差别，张福康先生给出了釉上彩的解释，认为长沙窑釉上彩是晋代点彩工艺的继续和发展，他认为“并非所有长沙窑彩瓷都属于釉下彩，只有那些人物花鸟一类精细彩绘采用类似于釉下彩的工艺，这种釉下彩不是典型的釉下彩”。
然而这种“不典型的釉下彩”，“类似于釉下彩的工艺”真的就是釉下彩吗？
事实上，这种不典型性也存在于所谓的“唐青花”之中。
在张志刚等先生对巩县窑“唐青花”的检测工作中，我们可以看到“唐青花”的坯釉之间或化妆土与釉层之间也没有色料的残留颗粒，而且经X射线探针扫描检测，钴峰值都在釉层厚度之间。这种特征与典型的釉下彩不同，却和当代高温快烧颜料的釉中彩制品十分类同，这种釉中彩的颜料在烧制之前是按釉上彩方法施于器物釉面的。
我们有理由怀疑，釉上加彩的工艺也许是造成长沙窑“釉下彩”和巩县窑“唐青花”不具备典型性的真正原因。
长沙窑彩瓷：是釉下彩的鼻祖，还是唐三彩的后裔？
进入二十一世纪，多个品种的长沙窑彩瓷经科学检测被确认为高温釉上彩瓷，加上此前已被张福康先生明确为釉上彩的品种，这些釉上彩瓷的类型已经涵盖了长沙窑彩瓷的绝大部分品种。
2008年，孙莹等人在应用能量色散X射线荧光光谱探针及线扫描技术对4件长沙窑彩瓷样品的彩绘工艺进行了研究，检测结果显示，此4块样品都属于高温釉上彩瓷。4块样品分别为“红酱彩绘花壶片”、“褐绿彩罐残片”、“青色褐彩壶残片”、“青色釉褐斑西洋古董马车钟模印贴花壶残片”。这次检测没有发现典型的釉下彩工艺，恐怕不是检测样品数量有限的问题，而是长沙窑彩瓷普遍使用釉上彩工艺的结果。
2014年，栗媛秋等人利用X荧光光谱分析、反射光谱、岩相分析和扫描电镜等手段对一片长沙窑白釉红彩的釉彩部分进行了成分和显微结构分析，结果表明，该样品是一件乳浊釉上施红彩的釉上彩器。
至此，长沙窑以青釉为地的褐斑彩、褐绿点彩，以乳浊白釉为地的绿彩、红彩，都有经科学检测、确实可靠的釉上彩标本。那么张福康先生所说的不典型釉下彩即“精细彩绘瓷”是釉下彩吗？长沙窑独具特色的诗文瓷是釉下彩吗？
2018年，借整理长沙窑石渚片区考古发掘资料的机会，本人用显微镜着重观察了这两类长沙窑彩瓷。在一件生烧的青釉褐绿彩花卉纹碟残片上，也就是张福康先生所说那一类“精细彩绘瓷”，褐彩清晰的叠压在透明青釉之上；在一件“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诗文壶残片的断面上，“我”和“君”都写在青釉层之上。
各个类型的长沙窑彩瓷如今都已发现确切可靠的釉上彩标本，但迄今仍未发现典型的釉下彩标本。长沙窑工匠使用过釉下彩技法吗？这已变得极其可疑。
实际上，当年文物工作者对长沙窑彩瓷的直观感觉是敏锐的，长沙窑和岳州窑、唐三彩有着亲密的关系，长沙窑将唐三彩的多彩釉陶工艺嫁接到了岳州窑的青釉瓷之上，可谓是唐三彩和岳州窑的直系后裔。
长沙窑釉上彩瓷的异军突起和青花瓷的兴盛经历着某种相似的历史轨迹。他们之间的关系恰如那首情诗，“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他们是情人，不过是前世的情人，一个在釉上，一个在釉下，中间不只隔着一层釉，他们还相隔六百年。
作者：张兴国（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出品：考古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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