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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大英博物馆一楼大厅展出这件永乐釉里红海水白刻龙纹大梅瓶借自于美国Xiling Group，本人今年六月曾在英国有幸目睹，感觉很震撼。我相信许多人会和我有同样感受，因为，这种造型的梅瓶和我们平常印象中的永乐梅瓶大相径庭， 国内朋友告诉我，如果在国内某人拿这样的东西出来，大家一定会以为“国宝帮”来了。好奇心驱使我查阅资料，发现它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经历。
图1 - 大英博物馆借展，美国Xiling Group 收藏
一些细节已经无从查起，只知道这件梅瓶大约出现于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或者50年代美国波士顿小拍。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查英国古董大鳄艾斯肯纳兹的传记：A Dealer's Hand: The Chinese Art World through the Eyes of Giuseppe Eskenazi， 其中有记载：最早拥有它的人是华裔收藏家戴润斋(戴福保，字润斋，著名收藏家J.T.Tai)，但戴润斋自己对他的藏品的来历语焉不详。1956年，美国佛利尔艺术馆的中国古陶瓷学者, 元“至正型”青花的命名者约翰·波普(John Alexander Pope)知道了这件梅瓶，并将这件梅瓶存放在位于华盛顿的博物馆一年。1959年，波普想帮弗利尔美术馆买下这件难得的藏品，因为他确信这是一件造型稀少但货真价实的永乐本年梅瓶，他的信心来自于他所熟知的另一件伊朗阿德比尔什博物馆类似的青花梅瓶，1956年波普曾为它出版著录。遗憾的是，当年戴润斋给这件梅瓶的开价是20000美元，超出了波普的承受范围，所以，未能成交。
紧接着，美国的另外一位专家，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的李雪曼（Sherman Lee, 1918–2008）看中了这件宝贝。李雪曼是二战后西方研究中国艺术史的先驱之一，曾经做过麦克阿瑟将军(MacArthur)在艺术品收藏保护方面的Gu问，接触过大量特别是二战后来自中国的艺术品，对中国古代艺术深有体会。从1960年开始到1970年的10年间，李雪曼每年都要造访一次戴润斋，目的是洽谈收购这件梅瓶。可是优柔寡断的李雪曼面对戴润斋的开价总是差一口气而错失良机，等他第二年再来并准备接受上一年的报价时，戴润斋却变卦了，要求必须加价，而且态度坚决，没有回旋空间。这样来来去去熬到第10个年头的1970年，戴润斋的最新报价是100万美金，远远超出了李雪曼的心理预期，最终迫不得已忍痛放弃。
18年后的1988年，真正的买家，也就是后来因为买下元青花《鬼谷子下山》大罐而名声大噪的艾斯肯纳兹(Giuseppe Eskenazi )出现了。除了艾斯肯纳兹，当时的另一位古董商蓝理捷（J.J.Lally）)也对这件罕见重器心有所动。于是，两人一拍即合，联手购买，并且开出了在当时令人不可思议的价格200万美金。许多人之所以能成就一番事业不是偶然的，关键时刻的出手往往决定成败，这也区分开了真正的古董大鳄和小卡玩家。因为这个价格，在1988年的欧美，除了以上两位买家之外，恐怕别无他人，甚至于冷嘲热讽。艾斯肯纳兹和蓝理捷拿到这件梅瓶后首先想到的买家是克里弗兰博物馆，因为它的馆长李雪曼曾经从艾斯肯纳兹手里买过50多件藏品，艾斯肯纳兹相信老朋友一定能助一臂之力，可惜，李雪曼也已退休，新任馆长艾文·特纳博士根本不具备如老馆长一般对中国瓷器的敏感性和认知水平，认为对于一件瓷器而言，他们两个的开价太离谱，无法接受。克里弗兰博物馆再次与这件罕见重器失之交臂。
接下来很快，好消息来了。香港的某位非常有名望的藏家决定购买。根据艾斯肯纳兹记载：“他当时欣喜若狂得几欲落泪，连连感谢我们让他拥有了这样一件珍宝。”但当艾斯肯纳兹和蓝理捷亲自将这件重器送到香港的两星期之后，坏消息来了：交易取消，原因不详。艾斯肯纳兹据自己推测，可能买家对这件永乐大瓶的真实性产生怀疑，毕竟，这件器物太与众不同了，超出了绝大多数行家对永乐器物的认知水平。而且，传承无据，犹如横空出世，令人怀疑也在情理之中。
我推测但不一定可靠，艾斯肯纳兹讲的这个买家可能是天民楼的葛士翘, 因为买到好东西能够“欣喜若狂得几欲落泪，连连感谢”的香港大藏家非他莫属。2010年7月1日，作家吴树在北京桔子水晶酒店采访翟建民先生时，翟建民曾提到：“香港的大收藏家葛（士翘）先生，凡是我帮他买到好东西，他走的时候到了门口，都会回过头来恭恭敬敬地给我鞠三个躬，说：‘翟先生，感谢您给我买到这么好的东西！’”
现在看来，要鉴定这件器物的真实骨瓷身份应该把视野放得更宽，因为，永乐大帝六次派三宝太监郑和下西洋，带去了许多精美的瓷器作为交换礼物。现在，这些礼物已成为重要藏品分别藏在西亚的皇家，伊朗和土耳其的博物馆等。熟悉这些藏品的人应该可以很容易通过比对，就像当年美国学者霍布逊通过比对远在伊朗和土耳其博物馆收藏的一批中国青花瓷器因而得以确定至正型元青花一样，来找到这件永乐梅瓶的断代依据。正好，具有这样能力的人出现了，她就是康蕊君女士(Regina Krahl,大英博物馆亚洲部主任)。康蕊君女士是专门研究中国瓷器的著名学者，曾为伊斯坦布尔托普卡帕宫博物馆的中国瓷器收藏编写过三卷图录。通过她的努力，很快确定这件永乐釉里红海水龙纹梅瓶确系真品，在伊朗阿德比尔什博物馆也有类似器型（图5）。后来，大威德基金会瓷器馆馆长玛格丽特·麦德里也赞成康蕊君的观点，他曾与1980年见到过这件梅瓶，一直念念不忘。1989年，麦德里在《东方艺术》杂志发表了关于这件梅瓶的文章，将它形容为“一件设计独特的杰作，让制瓷者和鉴赏家赞叹不已的中国陶瓷艺术的非凡代表作”。
图5 - 收藏伊朗阿得比尔什博物馆
此外，这件梅瓶于1989年5月被送往牛津鉴证所的实验室进行热释光鉴定，无论是釉面的电子探针分析，或是瓷胎的原子吸收分析，都得出了正面结果。最后3位著名的中国学者，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所长刘新园教授、上海博物馆副馆长汪庆正，以及故宫博物院古陶瓷鉴定权威耿宝昌也一致认为它是真品。
这里还需要提起一个欧洲瓷器品牌人，就是英国著名的古陶瓷学者约翰·艾惕思爵士（Sir John Addis）（1914—1983）。他曾写过一篇关于釉里红瓷器的文章，收录于1957—1959年版的《东方陶瓷协会会刊》。文章中有一段不引人注目的注脚提到在故宫博物院的仓库中有一件瓷瓶，和艾斯肯纳兹这件极为相似（图6）。于是，1993年10月艾斯肯纳兹通过中国外交部的朋友任小平拿着釉里红梅瓶的照片去了故宫博物院办公室，询问馆长是否真有一件如艾惕思爵士所言的梅瓶。但在故宫博物院的出版物或展览中一点蛛丝马迹都找不到。幸运的是，故宫博物院的工作人员尽职尽责地在仓库中找了3天，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找到了多年前艾惕思爵士描述的那件梅瓶。这件梅瓶似乎和艾斯肯纳兹的是一对，唯一的区别就是故宫那件铜红釉的发色更好。它之所以在故宫历次永宣瓷器展览中从未出现，据我考证，虽然，庚宝昌先生在《明清瓷器鉴定》著作中将故宫这件定为永乐器物（《明清瓷器鉴定》p19），但故宫内部的共识认定为雍正仿品，叶佩兰在其后来写的《中国彩瓷》中特别指出：“《明清瓷器鉴定》一书将此瓶提升为明永乐，让人不解”（《中国彩瓷》p66）。
就我个人而言， 我比较赞成耿老的观点，也是现在大多数人的观点，即大英博物馆展出的这件梅瓶为永乐年制。因为，雍正的仿品我见过，也仔细研究过，其造型，发色，画工，胎釉等区别明显。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就收藏有一件雍正仿永乐釉里红海水龙纹梅瓶（图7）。
后来，艾斯肯纳兹的梅瓶被世界顶尖中国瓷器收藏之一的玫茵堂购买，后又转手美国Xiling Group收藏至今。
图6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图7）雍正仿永乐釉里红海水龙纹梅瓶，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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