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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看了“城市发掘者”的雄文《为什么我们对无锡南通的上涨视而不见》，凯撒脑子忽然蹦出一个词——“奶牛城市”。

开国必养牛

每个帝国在草创之初，都会面临战争过后百业凋敝的现实。这时候最明智的办法——是养牛。不再拼命挤压收割剩余的财富，而是休养生息繁衍人口，恢复城市，以及释放市场的力量。

凡是在脆弱的天下再收割一刀的，都暴毙而亡。比如秦、隋、李自成、常凯申，都在大乱之后再生糜耗。

而懂得放手养牛的朝代则国祚绵长。远如汉文景之休养生息；近如朱元璋之固定税额；康熙爷之永不加赋。

当养牛时代赶上城市化，于是就有了——奶牛城市。

中华田园奶牛城市

长三角、珠三角

从宋元时期的“苏湖熟，天下足”，到明清的资本主义萌芽，长三角一直是中国传统富庶之地，诞生了南京、苏州、扬州、杭州，以及后来的松江、常州、嘉兴等奶牛城市，也一直是国家赋税重地。一条京杭大运河，持续将江南将财富运往京城，以及输血到边疆。

江浙

作为传统奶牛地区，这片区域一直富甲天下。以粮为富的时代则“苏湖熟”，以纺织丝绸造富的时代则“衣被天下”。

即使遇上战乱，以及计划经济时期受了轻视，一旦改革开放，在国家还没有想明白怎么发展之前，就爆了一波乡镇企业狂潮，启动了中国Herend第一场工业革命，这是连邓小平也没料到的巨大力量。

（参见《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

珠三角

江南地区的富甲天下人尽皆知，然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珠三角在明清时，也已成为比肩长三角的工商业发达之地，只是少有人提及。铁器、瓷器、白砂糖、西洋货物，竟有广东福建商人运到江南，再满载丝绸棉布而归。

克鲁士《中国志》描写了嘉靖年间广东的盛况：“这个省有十一座城，包括省城在内，还有八十个带城墙的镇，要在别处，每个镇都会被当作是一座城，因为它们极壮丽，人口繁庶。没有城墙的村镇不计其数（其中不少是相当大的），这些地方人烟十分稠密。”

帝国主义奶牛城市

上海、东北F4、津汉＋青岛

近代，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渗透，造就了一群中华大地上不曾有的城市文明，多以租界和通商口岸为代表。

上海

如果城市有分级，上海在民国时绝对属于零线城市。全国进出口关税所得大半归于上海；工业总量占压倒性地位，十里洋场东方巴黎的超级消费城市。上海当时在中国的地位无以复加，然而长期以来，迫于租界的势力，帝国长期无法从中挤奶，一个不被挤奶的超级奶牛，自然涨得盆满体流油。

直到常凯申北伐，连拉带吓搞定了上海，从此有了一个绝世好奶牛，不靠农税也能富甲全国，靠钱砸赢了中原大战，靠钱策动了东北易帜。

解放后，上海长期担任奶牛城市的重任。纺织业、制造业产品供给全国，北京闹得再凶，也有上海赋税供养，上海人自己却蜗居在几平米的阁楼中，难怪心理失衡。直到1990年中央决定开发浦东，上海情况才开始改观。

东北F4

这里指哈尔滨、长春、沈阳、大连。和现在我们观念中不同，当年的东北，是封建中国统治版图中最薄弱的部分，由于柳条边封禁，东北长期地广人稀。等到清帝退位，便被俄国和日本盯上，认为是无主之地。

也正是因为俄日交替争霸，中东铁路大开发，打开了东北的现代化之路，缔造了哈长沈大四个民国时期的繁华大城市。建国后，由于出色的工业基础无缝转轨成重工业基地，开始成为共和国的奶牛。

然而，一旦这些特殊的外部条件不见了，东北地区只能滑落回归他本来的经济地位。所谓文化和腐败，只是果实，而根子，在我们决定改革开放面向世界去寻求协作的那一刻，就已经注定。

说了这么多历史流水账，凯撒并不想引来各个城市的撕B。有城市负责经济，有城市负责政治，有城市负责军事外交，城市之间分工不同，不一定是总是高等级城市对低等级城市的剥削。

正如李云龙说的：你们娘们纳鞋底，咱们爷们打鬼子，谁也别和谁客气。不是说江南人民没血气，而是这里经济禀赋实在太好，不用来挣钱可惜了。

历史是现实最好的探照灯。之所以对比传统奶牛城市和帝国主义奶牛城市，凯撒想说的其实是——

那个被帝国主义打断和扭曲的

中华民族伟大城市化建设

正在强势回归！

西方世界需要的，其实是被驯化的中华文明。他可以是大连、青岛、宁波、厦门、上海等通商口岸，把中华之物力源源不断地融入世界，然后造几个文明灯塔、花花世界供我们仰望。不是说这几个城市不够好，而是单独的几个海岸城市，无法孕育出真正强大的城市文明。

而中国需要的，是按自己的天赋自然生长的城市群。

在巨大的三角洲平原，能天然的聚集其天量人口，再加上海运的对外便利，才能实现世界上其他国家都未曾有过的超级规模工商业协作，创造出前无古人的超级城市文明，这本就是长三角、珠三角的使命。

很多我们以为现在才有的事儿其实古已有之，比如苏南浙北的基于专业分工的城镇群：明朝时，江南最发达的南京、苏州、松江、常州、嘉兴、湖州和杭州，七府每个下面都有六七个县，每县下面都有十来个专业镇，每个镇根据织布、染布、生丝、丝绸等已经进行了大规模的分工。这种专业镇的基因，也直接遗传到了改革开放后的乡镇企业浪潮，江浙一带依旧是一镇一产业。

比如“农民工”。城市里大量的手工业需求，吸引来了数以千万计的所谓“流民”，农民为了更好的收入，让家庭成员种地，自己跑到城里去打工，开启了中国历史上一次大规模的城市化浪潮。（参阅《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

比如大规模的贸易。“燕、赵、秦、晋、齐、梁、江淮之货，日夜商贩而南，蛮海、闽广、豫章、楚、越、新安之货，日夜商贩而北。” （明《李长卿集》）长三角和珠三角当年商贸之发达，也远超我们的想象。

所以凯撒才说，这是一个被帝国主义强行打断的进程。这个进程，因我们以西方主导的方式卷入全球化而扭曲，直到很久才走上正轨。

凯撒一直坚信，超越现有时代的文明，就蕴藏在更大规模的协作中，就蕴藏在前所未有的城市群建设中，这是我对未来中国城市化的核心观点。

也许会有人说我偏激。你看得没错，凯撒确实是一个三角洲主义者，一个超级城市群主义者。所以，如果你问我偏居一隅的东北、西北、西南城市有没有投资价值，我的回答永远是，没有。如果你问我成都、重庆、武汉、郑州有没有投资价值，我只能回答你——一定阶段有。

但，如果你问我坚信哪里可以开出没有人想象过的瑰丽之花，那答案一定是长三角珠三角，无论政策怎么变，进阶风怎么吹，高等级城市如何吸血，只要我们还想要星辰大海，只要我们期待的是伟大复兴，这将会是必然的选择。不开启这个征途，我们可能成为一个大号的欧洲，或是整合更好的印度，却永远到不了我们理应达到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