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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3年的大清王朝开启洋务运动已二十余年，此时北洋舰队虽未组建，新式陆军也远未见影，但经太平天国之乱淬炼过的精兵骁勇配上洋枪大炮，已经足以撑起一个远东大帝国的架子。虽然哪怕如此，清朝跟当时的英法相比仍可谓孱弱。
然而就在当年的12月，大清王朝却与法国开启战端，而其战争目的却是为了保护一直以“南天小中华”自居的越南。
在整个东亚，真正受华夏文化影响进行“儒化”的国家，除了朝鲜以外就只有越南，就连日本也只是取“中华之精髓”，其本质上仍是以“神道与武士道”为文化核心——虽然日本神道的宗教化是效仿中国道教，而武家精神亦脱胎于中国儒家伦理，但终究已是变种。
朝鲜和越南深受中国影响，甚至在中古以前，两者的部分核心区域还曾是中原王朝的旧有版图，究其原因是因为对于中原王朝而言，皆为“山海藩篱”之处。
现代越南地处中南半岛东部，国土呈狭长之势，大致可以分为三部分——北部交趾龙兴之地，中部丘陵地带以及湄公河三角洲。
位于北部的越南交趾地区，则是中南半岛跟广西交界之地，自两汉到唐朝，历代中原王朝之所以都不愿意放弃此地，是因为占据交趾之后，不仅能够依靠其西部的山岭，南边的丘陵去阻拦来自中南半岛方向上的侵袭，同时红河三角洲丰腴的地产，也能够减轻中原王朝对此处守边军队的军费支出——“寓兵于农，耕战一体，以兵拓土，以土养兵”这便是汉唐所向披靡，开疆拓土的原因。
（肥沃的红河三角洲）
只是时间推进到晚唐五代，此时中国正值国家转型时期，地方势力与朝廷相抗衡的场景广泛发生在税制、专卖、官吏任免等领域——这也是唐朝中后期节度使能够依靠地方势力支持，而相对独立的原因所在。
但这种地方与中央的对抗不仅仅发生在藩镇跟朝廷之间，事实上细化到藩镇和州县亦存在这种“离心力”。
而越南便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之下得以独立——公元939年（后晋天福四年），越南史称吴先主的吴权率军击败前来讨伐的南汉静海军，是为越南开国之战。
到了两宋时期，由于终赵宋三百余年北方边患不仅未曾消停，形势还日益严峻，辽金蒙古先后纷至沓来，西陲还有个西夏几乎耗尽北宋国力。北方尚且左支右绌，越南地僻荒野，重视工商经济的北宋自然便Gu不上此处。
但到了明朝，随着中原王朝再次恢复鼎盛，天朝的目光亦垂视而来。
洪武年间，当时中原虽然光复，可残元北窜，仍然保有大量有生力量。东北的朝鲜王国虽然上表称臣，可由于元末起义时，红巾军曾经攻入朝鲜半岛，这使得明、鲜关系并未如后来那般稳固——尤其是朝鲜继承了高丽的两万骑兵，其军事力量不可小觑。
再加上明初倭寇兴起，东南海防也牵动着帝国的重心。
所以当时朱元璋为了避免大明帝国四面受敌，采取了“主战北元，纳藩三面”的外交策略，并将越、日、朝鲜等国列为不征之国，以示宗藩修好之心。
不过随着永乐皇帝继位，再加上越南变局的发生，也让比明朝君臣察觉到了干涉中南半岛的机会。
建文二年（1400年）越南陈朝权臣胡季犛篡位建立胡朝。然而由于宗藩关系下，中原天朝以“忠孝仁义”为宗藩关系的核心。在帝国鼎盛的时候，也往往以此作为外交准则，而如胡季犛这样篡位夺权的奸贼逆臣一旦曝光在天朝目光之下，自然难逃问罪。
心知天朝强大的胡季犛为了避免明朝的干预，便故意将越南的朝代更替隐瞒了下来，但随着永乐皇帝完成靖难之役，以宗亲之身成功篡位，再加上“弑兄囚父”的朝鲜太宗李芳远亦求得了朱棣的册封，自认为时机到来的胡季犛便委婉的向明朝提出“陈朝子孙绝嗣”，而自己是“陈朝皇帝的外甥且万民归心”，以此请求明朝册封。
但很明显胡季犛错判了朱棣的心态，也理解错了李芳远能够获得朱棣认同的原因。
事实上，李芳远跟朱棣不仅都是“武将型”的君主，而且两人书信往来频繁，自朱棣迁都北京之后，朝鲜“朝天使”更是在北京和汉城之间往来不息，甚至就连如今被韩国人称颂不已的“世宗大王”都曾代父朝谒北京。
要知道那年月明鲜之间的关系，猜忌其实多过信任，双方甚至还发生过勘界上的矛盾，而当时朝鲜对如今咸镜道地区的开拓，更是引起过明、鲜、女真三方关系的紧张。
可以说李芳远和朱棣两人间的“惺惺相惜”以及李芳远不惜以“国本储君”谒京的诚恳态度，才最终换来了朱棣的认可——朱棣以英国瓷器品牌排行榜下犯上，成功篡位，他自然也不希望别人效仿，这也是为什么自永乐以后，明朝藩王被圈禁提防的原因。
所以面对胡季犛的上表，明朝却是有所怀疑，还派出了调查的使团前往越南，双方的关系因此日趋紧张。
为了向明朝施压，并显示强硬态度，胡季犛又昏招迭出，他先是派兵入扰明朝边境，然后又将被明军护送回国的陈朝王室屠戮一空，此举直接就引得明朝君臣大怒！
残元朝廷在大漠被永乐君臣打的狼狈逃窜，搜杀的王公贵族不知几凡，中亚的铁木尔帝国在使团进京朝见之后，也再不敢提东征之说——所以永乐皇帝哪里能容区区越南在此造次？
更柏林皇家瓷器何况永乐皇帝旨在扩大宗藩体系，配合“下西洋”以用丝帛瓷器（高级加工品）换取金银象牙（全球硬通货）填充国库，而胡季犛的篡国行为，无疑将影响到永乐皇帝的这盘“大局”。
遂有永乐南征之役。
此时的胡朝可谓自取灭亡，其一边不知天高地厚挑衅明朝，一面又继续征服占城。两面开战本来就是兵家大忌，更何况当时的越南虽比占城强，但哪里能够跟明朝相匹敌？从永乐四年七月开战，到永乐五年五月明军全收越南胡朝全境，仅用时十个月。
而胡朝也成了越南历史上最短的王朝，从开国到灭亡仅仅七年。
在占据当时越南全境后（大约相当于如今越南版图的一半），明朝也陷入了两难，到底是扶持陈朝王室复国还是直接将之郡县化？最后朱棣经不住“恢复汉唐旧疆”的诱惑，再加“万民归心”的理由，最终决定正式将之占领。
朱棣采取这个策略，其实并非全然自欺欺人，在越南本地有大量的儒家世族倾向于接纳明朝的统治。因为自吴权开国以来，越南就承接了中晚唐和五代十国的传统，虽然采取的是中央集权的政体，但武人地位却远远高于文官。
所以以文官为代表的越南儒家世族当然倾向于并入明朝，不仅有机会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同时还能利用明朝的文官体系去夺取被越南武家所占据的田地。
然而，就像明朝错判了越南独立四百六十余年所形成的国家意识，而包括越南儒家世族在内的亲明派，也完全忽视了两国之间在经过数百年分离后的巨大差异。
越南人口跟朝鲜规模相差不多，在明朝收取之时，人口只有三百二十多万，但纳税人口却仅仅只的二十余万。
堪称万乘之国的越南在农业上的核心税收，一年仅有四十余万两，再加上盐税、市税等间接税，越南全国收入也只有六十万两。
而明朝呢？仅苏州府一地，在洪武年间的最高交税额就高达两百八十万九千石米粮，折合银两约合一百四十多万两。
税收上的差距，虽然跟经济发展有关，但同样也显示了两国在统治密度和技术的差距，在明朝统治之后，负税增高再加上越南本地读书人的知识水平不仅跟明朝江南地区没得比，就连两广都差上几筹。
一面是期望中的仕途得意落空，一面是负税大量的增加，明朝在越南的统治基础就此分崩离析。
但明朝当局不仅对此一无所知，只以为是“吏治败坏”导致民心紊乱，同时也远远低估了这一片“汉唐旧土”其实早已在四百多年的独立之中形成了自己的国家意识。
十五世纪的越南虽然只坐拥了当今越南两大核心区之一的红河三角洲，但作为亚洲粮食产量最高的地区之一，再加上越南濒海不缺食盐，其已经完全有能力构成一个单一的经济闭环。也正是因为基本必需品的不假外求，使得越南跟中原王朝的联系日渐疏离，从而有了独立的基础。
但仅仅如此也只是形成一时或长或短的割据势力而已。
真正让越南自成一体的原因，还是因为自越南李朝开始的“南进策略”，凭借此后历代越南君王的煊赫武功，最终完成了群体意识上的“想象共同体”——越南独立之初，疆土大致就是汉唐交趾地区的范围，面积只占现代越南的四分之一，然而等到了明朝覆灭越南胡朝之时，该国疆域已经延伸到了顺化一带，国土扩充了接近一倍。
正是因为国家意识的形成，再加上明朝统治让当时越南的文武统治阶层感到了利益受损，最终掀起了此起彼伏的叛乱。而永乐皇帝虽不愿放弃这桩“恢复之功”，但到了明宣宗时，由于帝国年年征战已经不堪重负，再加上“一方不靖，屡勤王师”，最终明朝在占领了越南二十一年之后，黯然撤兵。
正是鉴于明朝在越南的失败之例，所以清廷可以为了朝鲜不惜跟日本打上一场声势浩大的甲午战争，却在互有胜负的中法战争之中，轻易选择了放弃对越南的宗主权。
而越、鲜的差格待遇，除了在地缘上朝鲜因为靠近北京中枢，远远重要于越南之外。越南不服王化，也让彼时正在调整着宗藩体系的清朝感到食之无味。
乾隆曾发动“安南之役”，虽然最终结局是越南阮朝请和，但实际上却是清廷败北。相反，朝鲜王国则一直以来都是清廷的手下败将，表面上也从来“恭顺有加”。再加上法国当时已经在事实上占领了越南，也就不奇怪清廷为何放弃越南了。
从此，中国不仅失去越南，同时在越南的中国文化也逐渐开始褪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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