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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上最悲摧的贸易战:不敢贸易只敢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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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自古好义利之争,说是重义轻利,其实除了节妇烈女,没几个人舍生取义。否则,朱由检不会抱怨大臣们“居官有同贸易”。明末,中国距资本主义仅一步之遥。但就这一步,成为成语“功亏一篑”的经典注脚。犹抱琵琶半遮面,清朝经济在半迎半拒的羞羞答答中还是有长足的发展。《哈佛中国史》生动地写道:

虽然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总是由农民组成,且西方长时间认为中国是农业社会最名副其实的典型,不过到了清朝中叶,中国可能是全世界最商业化的国家。宣称过着理想化“耕读生活”的中国精英分子,他们通常是无法不依靠从贸易得来的家产资助过活。而那些19世纪来到中国自称为“商业先锋”的西方人,认为自己教导当地人交易的好处,其实也不过是自欺欺人的假象。

然而,此时已非彼时,世界发生了一系列“三千未有之变局”。

工业革命意味着什么?以微不足道的缝衣针来说,李白“铁杵磨成针”显然不是写实,但我们不难想象手工制作一枚针多么费工,不信可以去削一根牙签试试。可是一旦采用机器生产,那效率立即提高多少倍?享誉世界的画家达·芬奇,其实更是出色的机械工程师,最早设计了滚动柱轴、万向节等。他在1496年一则日记中写道:

明天一早我就制造皮带传送带,并开始试运行。每次运行能够生产400枚缝衣针,一小时运行100次就能够生产40000枚缝衣针,12小时就能够生产480000枚。如果按照1000枚卖5个金币的话,那么400万枚就可以卖2000个金币。一天的工资是1000里拉;如果每个月工作20天,那么一年就可以挣到6万达克特。

机器生产缝衣针简直跟天女散花一般,得代替多少工人?所以英国曾经常发生工人砸机器的事,政府也曾禁止机器出口,但生产效率的提高毕竟是人类进步的需求。12西洋古董网站小时生产48万枚针,就可以将一个县的需求满足了吧?一台机器不能生产12小时就报废,那么接下来生产的商品就得销到县外、省外乃至世界各地。工业革命对于农业社会的冲击,比游牧民族可怕多了!著名历史学家马勇说:

西方势力东来的背景就是新技术发明,是产业革命,产业革命使得西方社会产能过剩、资本过剩。产能过剩、资本过剩,一定会向外寻找市场。这就与今天中国经济严重依赖国际市场一个道理。

不仅如此。在明清更替前后,由神圣罗马帝国内战演变而成的欧洲国家三十年混战终于结束,建立起“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由此确立国际关系中应遵守的国家主权、国家领土与国家独立等原则,成为当今世界国际关系的基础。世界贸易体系,也与此系列原则挂钩,可是这与天朝长期奉行的“朝贡体系”水火不容:一个要求我尊你卑,一个要求国与国不论大小一律平等。两种体系代表的是两种价值观,意味着新旧两个截然不同的时代。世界贸易史显示“自由贸易仿佛是一个乌托邦式的梦想”,货真价实的“贸易战”迄今在你我的生活当中鳌战着,不过这是题外话。且说大清时候,如果承认平等的价值观,不仅对外的“朝贡体系”将崩溃,内部“三纲五常”的封建制度也将倾覆,专制统制的根基就要塌陷。清廷唯恐失去自己的统治权,所以宁愿海禁不要贸易,宁愿中国社会裹足不前,顽固地一再拒绝世界大潮,冲突愈演愈烈。当然,清统治者也很清楚武力不可与列强同日而语,但是幻想依靠老老祖宗流传下来法宝:礼。

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法国、美国、普鲁士、瑞典、丹麦、奥地利、意大利等国陆续上门来请求发展平等的商贸关系,其中英国女王5次致信通商全都失败,仍只是获“朝贡国”待遇。荷兰是17世纪世界最强大国家之一,1605年开始与中国联系,国书明确说是“求凡可泊船处,准我人民在此贸易。一者是天主所定,一者各国规矩皆然。且令中国人民,兼得利益”。明万历皇帝予以拒绝,1656年又派员抵京,清顺治皇帝视其为“声教不及”的夷人,只是“念其道路险阻,可八年一期”,特准8年一次朝贡的恩赐。荷兰不满意,1665年再派大臣来谋求建立商务关系,无功而还。1686年再来,康熙终于有所感动,但只是改为“五年一贡”。

最典型是1793年英国外交使团访华,中英双方都非常重视。英国代表团团长马戛尔尼有勋爵身份,带着价值达1.3万多镑的礼物。乾隆本来也非常高兴,早早令广东及沿途官员好好接待。然而,中方强求马戛尔尼行“三跪九叩”之礼,冲突引爆。

我们很容易想到,孔子时代虽然强调君臣、师生、父子之别,但都“坐而论道”,体现人格上的平等。跪下五体投地叩拜,只出现在祭祖先和天地,或是投降、认罪的时候。到宋朝,高腿坐具凳子椅子取代矮腿坐具,帝王高高在上,大臣只能站在下面。元朝更糟,重用理学,尊卑关系进一步强化。蒙古人本来没什么文化没什么礼仪,“融中国高度文化和政治家气质于一身”的耶律楚材,采用中国文化治中国人,说服皇帝的哥哥带头向皇弟行双膝跪拜之礼,进一步用压低别人的方式抬高帝王。到了忽必烈时期,确立新制度:省院台大臣奏闻一律下跪。此后,“礼仪之邦”朝野迅速盛行双膝跪拜之礼,只要遇上比自己大的官都得双膝跪拜。周边小国本来就俯首称臣,自然不在话下。对于西方国家,依然如此苛求,荷兰等国也屈从了,马戛尔尼却以死相拒。

马戛尔尼认为自己是“西方独立国帝王所派之钦使,与贵国附庸国君主所遣贡使不同”。那么,清廷为什么要强求呢?不久后,咸丰坦言:“朝鲜、琉球等国,久奉正朔,每遇朝贡,皆极恭顺。若见该夷之桀骜倨侮,必皆有轻视天朝之意。”如此,针尖对麦芒,互不肯让,结果不欢而散。想当年,明世宗朱厚熜为自己父母称呼的礼仪分歧,也跟一大批大臣争得血泪飞溅呢,何况外人!

至于英国政府请求签约的内容,一是开放宁波、舟山、天津、广州之中的一地或数地为贸易口岸,二是允许英国商人比照俄国在北京设一个仓库用以收贮发卖货物,在北京设立使馆;三是允许英国在舟山附近一岛屿修建设施,作为存货及商人居住;四是允许选择广州城附近一处地方作为英商居留地,并允许澳门英商自由出入广东;五是允许英国商船出入广州与澳门水道,并能减免货物课税;六是允许广东及其他贸易港公报税率,不得随意乱收杂费;七是允许英国圣公会教士到中国传教。除第7条全是商业性质,乾隆以Minton无先例为由,全部拒绝。乾隆给英王回信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瓷器、丝斤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在澳门开设洋行,俾得日用有资,并沾余润。”当时,清廷诸多大臣都认为“中国之物,番人最重者,无若茶与大黄。非此二物,则病胀满而不治”,只要“绝茶与大黄不使出”,便可迫使夷人不远万里来三跪九叩。这些言论在今天看来贻笑大方,在当年却是冠冕堂皇地写在红头文件当中的。

20余年后英国再派使团访华,继续请求平等协商,建立近代国家关系,嘉庆却明确批示“此事朕不以为喜”,像乾隆当年一样苛求三跪九叩之礼。英国使团团长阿美士德强调说:

假如叩头这个仪式只不过是拜见君主的方式,那照着去做就不会存在什么反对。正如马戛尔尼勋爵的提议所表明的,但当它是被专横地坚持作为一种承认中国皇帝是天下的主宰,而看作是作为他的藩属的其他君主的责任而要求时,这就表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令人屈从的。对于它的屈辱,需要加以慎重的考虑。

乾隆们苛求的叩头,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礼节,而是强求以此表示你英国也同意做我天朝的属国。所以,阿美士德也拼死拒绝,结果同样被驱回。

嘉庆还明令不准再有外国使臣进京,同时给英国女王颁赐一道敕谕,毫不客气说:“嗣后无庸遣使远来,徒劳跋涉。但能倾心孝顺,不必岁时来朝,始称向化也。俾尔永遵,故兹敕谕。”这无异于绝交书。而嘉庆余怒未消,当日又谕两广总督,指令他们将英国使者按照押送本国充军罪犯一样遣送回国,沿途弹压,并准备停止英国在广州的贸易。幸好当时两广总督不糊涂,灵活处理。过几天嘉庆自己也有所意识,改示“以礼遣归”。白云涛评论:由此“可知嘉庆皇帝对世界大势一无所知,就处理此事而言,荒谬、无知、自私到了极点。”台湾学者郭廷甚至说:“设果如此,中英战争(指鸦片战争)或许要提前二十年”。

其实,不仅西方需要中国市场,中国也需要西方市场。中国长期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对西方货物兴趣不大,而西方对中国生丝、土布、瓷器、绸缎、糖、樟脑等非常感兴趣。这样,在鸦片战争以前的中英贸易中,中国一直是顺差,英国逆差,外来白银大量流入。中央官府要海禁,地方官府可不干,偷偷摸摸也要跟外国人交易。英国人为了扭转贸易逆差,在中国大做为人不齿的鸦片生意。不过,从哥伦布远航到工业革命的300年间,世界性贸易时尚有三:一是从非洲到美洲的奴隶买卖,二是美洲金银出口欧亚,三是致瘾性食物(包括咖啡、茶叶、糖、巧克力、烟草及后来的鸦片),而后者在工业革命之后仍然长期盛行。中英两国无法进行正常的沟通,又由于地方势力与中央官府三心二意,列强视为有机可乘,越来越胆大妄为,便渐渐由礼仪冲突演变为武装冲突,由两国矛盾扩大为中国与多国矛盾。

道光主禁,派林则徐去禁烟是对的,但他应当识意到此举将损害国内一些人的不法利益,引起英国不法商人的反抗,应当对他们的军力有正确的评估,并采取一些相应的防范措施,可他都没有。一方面他没把英国舰队将远涉重洋来犯的消息当真,认为那只不过是恫吓;另一方面又认为英军来也不怕,说他们的战船太大进不了中国江河,“且夷兵除枪炮之外,击刺步伐,俱非所娴。而其腿足缠束紧密,屈伸皆所不能便,若至岸上,更无能为。是其强非不可制也”。他们盲目地放大自己的优点和敌人的缺点,根本不把英军放在眼里。黄仁宇说:“中国人之公众心理也确有一段自欺之成分。”当英国区区4000名侵略者果真来到时,我四亿人口的大国在自家门口居然无法抵抗,让我今天想来还感到十分丢脸。

当时,美国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在一场演讲中评论正在进行的第一次鸦片战争:“(鸦片贸易)只是争执的导火索……战争的肇因是磕头(kowtow)!——中国摆出傲慢无理的架势,认为她和世界各国的商贸往来并非基于平等互惠的原则,而是基于宗主和藩属间屈辱和卑下的关系。”柏杨也在《中国人史纲》一书中写道:

这一场战争,事实上是贸易战争,不是为鸦片而战,而是为贸易而战。但它却是由鸦片引起的,而且人们也乐意把这项肮脏的罪名加到侵略者头上,所以称它是鸦片战争。

FT中文网财经版主编、东京大学客座研究员徐瑾近来撰文说:

我在《白银帝国》中写过,冲突本质不在于鸦片,而在于白银,更是天朝秩序与国际秩序的冲撞。在鸦片战争之前,冲突的导火索已经埋下,那就是当时粤海关的腐败。清朝的关税并不重,但是关税之外各类明暗贿赂让英商不堪其扰。英国马戛尔尼去见乾隆,名为贺寿,其实就是告御状。大清固然不想打战,英国国内反对声音也很大,各种外交协商途径都使用殆尽之后,最终才不得不走向战争。

英国方面则称“通商战争”,自始至终都没有宣战,只是军事报复行为(reprisal),而不是正式战争。他们不喜欢正规帝国及其统治成本,热衷建立以私有财产和自由贸易为基础的新的世界体系,将当时的海外战争大多视为“规训”:你不遵守新的世界体系游戏规则,就讨伐你!这方面,西方表现是野蛮的。好比求婚,闺女本人也有意,但家长出于某种私心强求他入赘来做我儿子,不同意就横加阻挠,结果变成抢婚。

清初,中国出口创汇产品主要是陶瓷、生丝和茶叶。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不久,英国研制出更好的陶瓷,欧洲逐步停止从中国进口。养蚕业和丝绸业则在日本崛起,并取代世界丝绸出口中心。英国人还在印度、斯里兰卡等地大力种茶,导致中国的茶叶出口也衰败。那么,中国还有什么出口创汇?

令人不敢相信的真相是:朝野根本就没在乎鸦片之害,而在乎鸦片之利,要实行“土烟驱逐洋烟”民族产业保护政策。连林则徐也如此,早在1833年曾建议自己发展鸦片生产,1847年还在写给他的学生、江西抚州知府文海的信中进一步说:

鄙意亦以内地栽种罂粟于事无妨。所恨者内地之嗜洋烟而不嗜土烟,若内地果有一种芙蓉,胜于洋贩,则孰不愿买贱而食?无如知此味者,无不舍近图远,不能使如绍兴之美醍,湖广之锭烟,内地自相流通,如人一身血脉贯注,何碍之有?

事实上,光绪年间,“戊戌六君子”之一刘光第《南旋记》记涪陵:“此地与忠州、丰都皆以种罂粟为要务,葫碗、菜、麦,至市他邑,故通市难觅菜油,日用则桐油,皆罂粟油也。”1875年云南全省1/3耕地种植鸦片。贵州省稍晚,1879年产罂粟不到2000担,5年后就增长到4万担。陕西、四川、甘肃、直隶等地,也都像我们今天种烟叶一样鼓励种植罂粟。1882年本土鸦片不仅能满足国内需要,而且可以出口。到1906年,国产鸦片为58.4万担,而洋烟仅5.4万担。民国之后还有不少地方盛行种罂粟,1949年以后才禁绝,你说这“鸦片战争”冤不冤?

其实,乾隆不傻也不会不讲理,完全能够适应现代文明。我还感慨:英商控告行商倪宏文拖欠白银达11216两,经查属实,但倪宏文无力偿还,巡抚只是将倪宏文处以“减等拟徒,援赦杖责”。对此,乾隆认为“殊属宽纵”,要求刑部从严处理。刑部批复驳斥广东地方保护主义:

今倪宏文拖欠夷商货银,数至盈万,实属有心诓骗远人,非内地钱债之案可比。至所供落价亏本,及赊与客贩、舟覆货沉等语,均系狡词支饰,岂可凭信。

结果“改拟杖流监追”,即不仅要杖责,更重要的是得赔偿人家的损失。也不仅如此,乾隆还批评那位广东巡抚“平日尚能认真办事,何以审拟此案荒唐若此”,将其“着交部察议”。同时要求不仅当事人倪宏文得赔,相关官员也得“按数摊赔”。为什么要这样处理呢?乾隆解释说:

外国夷商,贩货来售,内地民人,与之交易,自应将价值照数清还。若因拖欠,控告到官,尤宜上紧严追给领,并将拖欠之人从重究治。庶免夷人羁滞中华,而奸徒知所惩儆。

乾隆还强调说:“地方官庇护内地奸商,而令外夷受累,屈抑难伸,其事实乖,殊非体恤远人之道。”乾隆公正处理此案,目的是怕洋人在中国久留,同时也注重对外的商业信用。因此,我想要是都能坚持以这样态度对待国际贸易,不至于后来发生“鸦片战争”,而我们今天社会的商业信用也许比西方更好。可是,乾隆更兴趣的是闭关,并赋诗自鸣得意:

间年外域有人来,宁可求全关不开。

人事天时诚极盛,盈虚默念俱增哉。

面对越来越多的新问题,乾隆、嘉庆、道光们却依然幻想用“朝贡体系”的古老方式去解决,冲突怎么可能不日趋激烈?法国路易十四时代的大炮上刻着一句话:“外交沉默了,要由大炮来说话。”这话不幸应验在大清。

短短的近代史上,中国被迫接受了一个又一个不平等的条约,令人悲愤不己。殊不知起因正是乾隆、嘉庆、道光们既要对谁都蛮横地强求我尊你卑不平等,却又打不过人家,令人啼笑皆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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