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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回我们说到青花瓷的两个问题:一,青花为什么在元代的景德镇发育成熟?二,为什么后人不知道?
有一种说法是,青花瓷起源于波斯,我不以为然。青花肯定是中国人搞出来的,现存最早的青花是唐朝的,而且元代时,一大批画釉下黑白彩的磁州窑工匠,还有十项全能型的吉州窑工匠,纷纷归顺景德镇。这时镇窑有技术,有原料,做出青花瓷不足为奇,只不过起初青花是众多彩瓷的一种,默默无闻而已。
唐代沉船上发现的青花瓷盘
我们再说遥远的波斯国,穆斯林喜欢蓝色,见到中国青花盘就深爱之,而且坚信青花盘遇毒变色,可防歹人。最重要的一点,那个国家富得就像现在的沙特,所以他们疯狂地订购中国青花瓷。现在土耳其的托普卡帕皇宫还有四十多件元代青花瓷,是世界上收藏元青花最多的博物馆。
所以说是外贸促进了青花瓷的成熟。后来一队荷兰海盗劫了批青花,就是克拉克瓷,日本叫芙蓉手,欧洲贵族见后都疯了,立刻忘了原来的龙泉青瓷。后来有普鲁士王用六十个骑兵交换一百二十个青花瓶之事,欧洲人对青花的痴迷,可见一斑。
《礼记》说,宗庙之器,不鬻于市。青花在民间发展,在外国火爆,朝廷只是抽税而已,才不会用这些“甚俗 ”的东西,也不屑记载。类似的还有长沙窑,也没有记载,上世纪发掘出窑址了,人们才知道唐朝还有彩绘瓷。可见古代一个俗文化,一个雅文化,两者是隔绝的。对于市井草民用的器物,王公贵胄的态度是,不接受、不参与、不承认、不执行。
青花瓷是在明代进入宫廷的,最简单的解释是,朱元璋是草根出身,把下层用的青花带到了上流社会,还有人解释为明清社会世俗化的结果。我觉得可以从社会阶层流动性的角度讨论这个问题。
唐代的牛李党争,是门阀贵族和科举官僚正式开战,结果是科举派的牛党失败。然而科举派没有停止反攻,到宋朝完全占据上风。科举的好处是,穷人家的孩子可以中状元,这些人会把底层文化带入上层,他们退休后,还会把上层文化带到底层。这就是一种阶层对流,让社会充满活力,以青花为代表的彩绘瓷正借着这种阶层对流,扶摇直上。
再说隋朝,杨坚搞出个科举制度,本意是找几个穷小子帮忙,打压嚣张的关陇士族集团,没想到几百年后士族被举人剿灭殆尽。最近一直有人讨论中国为什么没有贵族,答案就是科举制度,挤占了贵族的从政空间,失去世袭官职的贵族只不过是富人而已。而且中国就不应该有贵族,保持社会阶层的流动性,是瓷器国伟大复兴的前提。
我们聊聊官窑吧。许多人以为,官窑给皇帝烧瓷器,不只于此,还要再高一级,英国瓷器官窑是给神烧瓷器的。
当年齐桓公小白率多国部队攻打楚国,楚王问凭啥打我,小白同学说:“尔贡包茅不入,王祭不供,无以缩酒,寡人是征”。意思是,楚国应该每年贡给周王白色的茅草,这草是用来过滤酒的,滤出的清酒是用来祭祀的。你这届楚王竟然不上贡白茅草了,搞的周天子没法祭祀,我们国将不国了,所以必须揍你。
这是史上最高明的外交辞令。先把事态拔的不能再高,我为了天子祭祀用兵,这是维护国家的统一,立刻从侵略者化身为捍卫者。同时又给对方留了退路,毕竟是茅草嘛,几个钱啊?楚王知道理亏,马上低头认错,几车茅草送上。桓公见好就收,搬师回朝,成就了春秋霸业。所以可见古人对祭祀的重视,那是与祖先和鬼神沟通的手段,也是中国人的宗教。
封建社会的核心价值是礼,维持社会结构的关键,礼的核心是宗庙祭祀。宋徽宗下令用“陶匏之器”,就是瓷器,代替金属器用于祭礼,从宋代起,瓷取代了鼎,头上笼罩起神圣的光环。官窑的主业是为皇帝烧造祭祀用的礼器,生产皇室日用和赏赐大臣的瓷器只是副业。所以就不难理解官窑烧瓷器为什么那么铺张浪费、精益求精了。
洪武二年,朱元璋规定祭器皆用瓷,命令景德镇烧了一万多件瓷器,有青花,还有青、黄、红、白四颜色釉。所以颜色釉又火了,到乾隆时,景德镇已经能用瓷器烧出一个完整的色谱。官窑明代叫御器场,清代叫御窑场。产量相当大,比如宣德八年,御器场已经有五十二座窑,单龙凤图案的青花瓷就烧了四十四万件。
官窑的瓷器又分两部分,一是钦限瓷,宗庙祭祀和皇帝日用的,这种瓷产量少,都是百中选一的精品;另一种是部限瓷,用于赏赐大臣和外邦,也许还用于海外贸易。部限瓷大宗生产,有时官窑产能跟不上就外包给民窑。郑和下西洋时曾经送出许多瓷器,就是部限瓷。
郑和的事迹被夸大了,比如说他的船一百多米长,木船做不了那么大。还有个传说,画青花的苏麻离青是郑和从海外带回来的。这个我觉得不靠谱,那时三保太监所到之处,没有一国会做瓷器,又怎么可能做瓷器颜料呢。若说是明朝水手在海外发现了矿土,那么青花料外观就是黑土,其成色要烧出来才知道,就是算郑和带了瓷工在船上,也不可能带座窑出海。
明清两代的官窑都建在珠山上,景德镇市中心的一座小山,修到高处是为了防水灾。珠山是景德镇的别名,晚清时一些釉上彩画师觉得落款景德镇太俗,便自称珠山某某,珠山的名字就传来了,后来还出了著名的珠山八友。
好象在本世纪初吧,有人在珠山脚下开了家瓷器店,那时珠山里面还是景德镇市政府。这家瓷器店生意不好,还是坚持了几年才停业走人。原房主收房时,赫然发现一条地道,一直挖到官窑遗址下面……于是一个让古瓷让研究者如丧考道尔顿妣的消息炸开了:丫都快把官窑瓷片偷光了!
那么官窑地下为什么会埋瓷片呢?古代技术有限,烧窑成瓷率低,大概大六成正品。那些烧坏的瓷器,民窑就折价变卖,或者随手丢弃。但官窑不行,稍微有瑕疵的瓷器,哪怕只有一个小黑点,也得砸,光砸了还不行,必须就地深埋——国之重器,不可轻易示人。而且官窑的质量要求苛刻,成品率远低于民窑,不到一成。官窑瓷片埋了五百多年,八十年代时简单发掘了一次,整理出十几吨,大概一亿多片。所以你看博物馆里的官窑瓶子,好似风轻云淡,其实背后的废品尸骨成山。
说关键因素,人。元代官窑是官匠制,瓷工的孩子还得是瓷工,世代相传,他们还被圈在窑场里不许出来,有点半奴隶制的意思。明官窑起初继承了这一制度,后来把瓷工都放了,所以明中期时民窑瓷器水准暴涨,就是这些恢复自由的官窑瓷工的功劳。
瓷工可以自由经营,是明官窑的一大进步,也是明代景德镇蓬勃发展的基础,但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万恶的皇帝老儿怎么会放弃剥削呢?明官窑搞了个役匠轮班制,就是每个瓷工,每年要到御器场打工一个月,没工资。如果不去轮班也行,交六钱罚银,这叫输班。
六钱银子是个什么概念呢?当时可以买一百二十斤米,或者八吨麻仓土。要知道明代人均年收入也就五两银子左右,所以这对瓷工是个巨大的负担。去官窑打工的工匠也没好日子过,朝廷派去管理官窑的都是太监,各个心理变态,盘剥瓷工时无所不用其极,他们搞了个规矩,给瓷工分派任务,没完成不许走。宦官潘相管官窑时,烧龙缸,三年不成,逼迫日甚,窑工童宾怒而投火殉窑,引发工匠暴动。清代时童宾被奉为窑神,和赵慨并列。
刚才说明代御器场有五十多座窑,清代的御窑场的窑数为零,只有一个炉,窑一座也没有。这是一个进步,御窑场只作坯画瓷,烧制交给民窑。也不白烧,官窑给钱,这叫“官搭民烧”,康熙时定下的规矩。
解释一下窑和炉的区别,窑烧高温,能烧到一千四百度,炉烧低温,八百度上下。比如五彩一类的釉上彩瓷,先在高温窑里烧出一个白瓷坯,这个坯已经是可以使用的成瓷了,然后在坯的釉面上画五彩,再送炉里低温烤一下,让画面咬到釉里。烧窑难,炉就简单,几乎不会失手。
那时给官窑烧瓷的民窑是包青窑。青在这里指瓷器质量,如果你看到头青、顶青之类的说法,可不是指青花或者青瓷,是说瓷器的等级。包青就是包烧好,烧坏了就按成瓷之价赔偿,很牛逼了!现在都没有窑老板敢说包青。
人力资源方面,清代官窑实行的是雇匠制,就是瓷工来官窑上班,官府给发工资,又是一大进步。起初这个制度没有完全贯彻,到雍正时被督陶官唐英落实了。说一下清代官窑的谱系,督陶官都由地方官兼任,第一代是臧窑,督陶官是臧应选,发明了许多颜色釉;然后是郎廷极的郎窑,发明了郎红;年窑,年希尧主管,年羹尧之兄,弟弟后来坏事杀头,却没有连累到年希尧,官场奇迹。然后是唐英老爷的唐窑,中国瓷器的巅峰。
唐英是神一样的存在,他的事迹可参见拙文《窑神的诞生》。这里只举两个例子,一,民窑发现制瓷高手,唐英会高薪挖到官窑;二,唐窑不再砸瓷器了,有瑕疵的瓷器就卖到民间。所以说官窑是一项政治任务,唐英是用市场的手段去完成的。
我们看一下官窑的发展轨迹,元代是完全封闭的,对瓷工的压迫最甚——封闭的系统是反动的。明代官窑开始世俗化,不过还是想方设法地封闭自己,以维持神圣的地位,比如明英宗两次下旨,禁止民窑仿造官样青花和颜色釉瓷:“首犯凌迟处死,籍其家赀,丁男充军,知而不告者,连坐”,忒狠了,什么仇什么怨啊?到了清朝,尤其是康熙之后,官窑已经是完全开放的态度了,这时官窑和民窑的关系也是最融洽的。
民国古董行有句话,叫“清看三代,明看永宣”,指宋以后的瓷器,只收康熙雍正乾隆,以及永乐洪熙宣德的官窑,因为这时期官窑的质量是最好的。早年我见过一老法师,有人想卖给他个赏瓶,老人家也不细看,只搭手一抹,就满脸鄙夷地说:“民窑”。历代官窑釉的配方各不相同,看不出来,能摸出来。如今会摸瓷器的人越来越少了,尤其是红卫兵砸过神州大地后,民间的官窑瓷几乎绝迹,现在随便什么破烂都能卖几十万。
景德镇的民窑一直是被官窑欺压的,比如优质瓷土特供给官窑,民窑只能用差的。但两者也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官窑瓷器是质量和艺术性的标杆,民窑一直努力模仿,同时民窑也给官窑提供许多新技术和人才。总体说,官窑民窑就像两口子,床头吵架床尾好,下一篇讲民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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